七、八十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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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爾芙認為女子想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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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她還塑造了一個莎士比亞妹妹的故事。這故事令人想到後來魯迅提出的《娜拉走後怎樣》。吳爾芙假設莎士比亞有一位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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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華跟哥哥不相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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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自幼得不到學校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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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必須留在家裡幹活幫補。她不可能開拓生活，打開視野。爸爸並且一早就向她催婚。本來，她的想像力豐富，對文字同哥哥一樣很敏感，而且，她也同樣醉心於舞台藝術，可是，待在鄉下，絕對沒有發展的機會。她於是毅然逃離家庭，學她的哥哥，跑到倫敦去。她站在戲院的門口，告訴別人，她多麼渴望演戲。結果呢，大家笑得人仰馬翻。一個什麼的演員兼經理人，可憐她，收留她。她就因這位先生而懷了孕。這麼一位女子，本來也可以成為莎士比亞，卻因為這種種原因，才華不能發揮，在一個冬夜裡自殺了。
這是吳爾芙那本《一個自己的房間》裡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女子要寫作，必須有錢。那麼她自己呢？也許有人會這樣反問，有了錢，可以寫了吧。她在日記裡早就這樣回答：「我是英格蘭唯一可以隨心所欲寫作的女子。」那是1925年；再早幾年，她和丈夫在倫敦郊區租了一個單位，買了座二手印製機，開始出版當時沒有什麼人會出版的書，包括曼斯菲爾德、艾略特、奧登等人的作品。可以隨心所欲地寫作，好極了。但吳爾芙在日記裡忽而又要大家可不要相信她。因為寫作還不僅僅是經濟的問題，還需要健康，肉體上的，精神上的，像吳爾芙自己就一直受嚴重的抑鬱症折磨，經常產生幻覺，一時感覺極幸福，一時感覺極痛苦。
吳爾芙和莎士比亞妹妹的問題，大概都屬於個人的問題吧，但仔細的看，影響女子的寫作，除了內在的因素，還有外在的環境：一個健全、開放、沒有歧視的社會環境，往往又內和外交煎。許多年前我讀陳寅恪的《論再生緣》，大受感動。陳先生說作者陳端生生於清代乾隆一朝，是一位才華絕代的女子，年紀輕輕，十八、九歲開始寫作彈詞小說《再生緣》，二十歲時基本上寫完十六卷，婚後輟筆，過了五、六年幸福生活，丈夫因牽連科舉舞弊案，放逐新疆，從此憔悴憂傷，十二年後再續寫一卷，終於沒有完成，看不到丈夫獲赦回來已病逝了。之後聲名湮沒。經過陳先生的追尋、考證、分析，我們才認識這麼一個作家。《再生緣》寫的，年紀稍長的讀者都耳熟能詳，那是孟麗君女扮男裝應考科舉，高中狀元，並且做了宰相。故事俗濫，但在科舉、作官當國，只容男性的時代，其實暗含不平之思，抗議君父夫三綱的封建枷鎖，而渴望自由、自尊，可說超越時代。採用彈詞的形式，也有離經叛道的心意。初卷在浙江一帶流傳，但也引來不安女子本分的議論。孟麗君，依照陳先生的分析，其實是作者陳端生的理想寄託，是自己的「對鏡寫真」。書不能團圓續完，是由於丈夫未歸，不忍續完。此外，陳先生認為《再生緣》的結構精密，採用長篇敘事的七言排律，文氣貫通，情節緊扣，「今情古典」融會，這在古典長篇巨製中最為難能可貴，正是思想靈活的表現，陳先生的結論是：「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的文學。」這當然同樣令人想到陳寅恪自己一生的堅持。
最近看許鞍華的《黃金時代》，讓我們重溫了另外一位極有寫作才華的年輕作家的一生。若論環境的困難，誰比得上蕭紅呢，尤其她是一個身心都受摧殘的女子，同樣年紀輕輕，兩度懷孕，一個不得不棄養，另一個早夭。這絕對是女子才有的苦難。她過世時才三十一歲，寫作不足十年。過去評論蕭紅，大多集中她早期的作品，或者只當她是抗日作家；史家對她的興趣，也聚焦在她的愛情故事，又或者她與魯迅的往來。很少人解釋，即使她的朋友絕大多是左翼文學藝術家，耳濡目染，她最後在香港發表的作品，開始成熟的作品，例如《馬伯樂》、《呼蘭河傳》，卻完全和當時鋪天蓋地的「革命」沒有關係。於是大家都認為這位作家沉淪了，有人甚至批判她「完全將自己關在自己的小圈子裡。」（石懷池：《論蕭紅》）她和蕭軍的分手，看來是無可奈何的必然，愛情不是應該讓人舒展潛能，讓人獲得自由嗎？對革命對文學，兩人並不同調，對革命，她自稱並無了解；對文學，她卻堅持了自己的信念，又或者，她終於認識自己的追求。她對筆下的農民，也絕不是一面倒的讚美。電影裡很重要的一場，是蕭紅與端木蕻良的談話，端木說她的作品更接近文學的本質；蕭說：有各種各樣的作品，就有各種各樣的作家。蕭也指出，她和丁玲是截然不同的人。許鞍華和編劇李檣表現了對蕭紅深刻的理解，而毫不張揚。電影到最後以及為《呼蘭河傳》平反，其實是為蕭紅這個人以至於為不肯隨波逐流的文學藝術平反。以一個地方做小說的主人公，而不是依賴特定的人物一貫的情節，通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去寫，在1940年代初的中國新文學，無疑最前衛，最有創意，而這種獨立不群，才是這位作家值得我們尊敬、愛護的地方。可惜要等到文革以後評論家才改變態度。寫作以來，她一直沒有好日子過，挨餓、受騙，大著肚子東奔西逃。她是否有點像莎士比亞的妹妹？她如果不是女性，同樣要吃苦，有些苦卻不必吃了。她寫出最好的作品時，飽受疾病的煎熬，外面是隆隆戰火，還有一個要指令她寫什麼又怎麼寫的文化圈。她真正的黃金時代，竟然在香港。
（本文為2014年第四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得獎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