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課〉之6
如今的氣氛很像解嚴前後的八○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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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崩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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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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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鄉民又集結到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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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吶喊的不是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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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陳映真與雨果那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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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對政治人物已經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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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是文化英雄與心靈導師……
「我就是要把四年級打下來！」這句耳語不知為何越傳越烈。恐慌與黑暗的情緒又向我襲來。
世代的仇恨從未如此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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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到底造了什麼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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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如此痛恨？他們的父母未必不傳統，老一點的是生長在民國初年的老骨董，跟孩子根本是兩個時代的人，像我爸，民國十七年出生（不算老），受完整的日本教育，滿腦子武士精神，連看《台北人》都是日文版，還是我強迫他看的，他只看NHK，日文書籍，寫信都是毛筆字，這樣的父母早就放棄溝通，還好留學熱潮捲走他們的孩子，連吵架的機會都沒有，沒留學的也紛紛北上求學找工作，還是赴京科考的老觀念。
四年級完整地生長在戒嚴與威權體制下，奇怪的最懂得如何獲得權力，他們都有漂亮的學歷，拿過一些獎，有一群愛護他們的長輩，一大堆捧著他們的朋友，很早就坐大位，開跑車，過雅痞生活，而且大位一坐數十年不下來，的確讓人討厭。
主要是資源過於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到五年級已覺得辛苦，怎麼都是單打獨鬥，一個過得比一個慘啊。
戰後第二代的四年級，既沒經過戰亂，連文學論戰也沒打過，只能說是後論戰世代，而非後現代，小時候可能物質較缺乏，長大恰逢經濟起飛，像坐直升機般飛上天，又是豪宅，又是名牌，出國像逛夜市，資源真的都被他們用光了嗎？
我的作家朋友從三年級到七年級都有，三年級猶有古風，溫良恭儉讓，連背後說人都是好話：四年級則各式各樣都有，有隱居在山林的，開私塾班的，有大編輯，小編公務員，有沒沒無名的，有文化局長，更多的在學院或國外，其他不熟；五年級作家，現在文壇正以他們為中堅，他們寫作特別早，成名也早，只因一路苦練（苦戀）過來，對寫作具有敬業精神，對前輩與傳統也很尊重；六年級作家，較憤世嫉俗，偏偏對金錢與包裝很有概念，他們已經很少讀經典作品，各哈各的；七年級愛美愛吃，好勝好鬥，是拿獎高手。
到底是哪一世代的人對四年級最為仇視，想都想得出來。把別人打下來，自己就坐得上去嗎？真坐上去，坐得穩嗎？如果已經坐大位的人說這種話更不妥。
文學已經從花園變成盆栽，已經夠受到排擠限縮，還自己人打自己人，好比賈府已是空殼子，雖是百足之蟲，也非要自家子打打殺殺才滅得了。
每個時代都有少數好過的人，大多數不好過的人，團結力量大，不就是鄉民理念。
四年級編過幾本好刊物，《文訊》、《聯文》、《印刻》、《當代》、《文學界》……，他們從文學雜誌興茂的年代走過來，紀錄了那個年代的文學風華，他們有滿肚子的故事並知道文學典範是什麼，好好地說出來，將斷裂的縫補起來，這也是應當的回饋。
再者，不要老談那些個出一本書，得到三個老婆，一個工作的話了，不，說反了，是一個老婆，三個工作（說這話沒惡意，只是自我提醒）。
時代已經不一樣了，火燒到屁股還要喊以前多涼快嗎？
年紀正當熟年的四年級，不要那麼快喊早退，學學李喬退休後寫出《寒夜三部曲》，陳映真快七十還寫《忠孝公園》，李渝也新作不斷，或者掀起一場文學革命吧！四年級生學生廣眾，影響力大，卻無戰鬥力，生活太安逸之故。
如今的氣氛很像解嚴前後的八○年代，價值崩毀，倫理失序，學生與鄉民又集結到街道上，他們吶喊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陳映真與雨果那樣的人物，他們對政治人物已經失望，需要的是文化英雄與心靈導師。
他們要的文學需關懷社會與人權，文字不多修飾，技巧不那麼重要，一個個要求寫實的聲音，你聽到了嗎？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誰願意出來，誰有資格出來，誰？誰？誰？
文青又回頭讀俄國小說與波赫士（害我全集不全），我有個學生因抗議時打扮成孝女白琴，讓電視記者掉到水溝裡，一時引人注目，他八年級，文學系學生卻常坐到街道上，他讀很多小說與詩，寫一點小說，卻不愛上課，他代表著新一代的某種典型，他不會聽命於任何人，只聽命於文學。
因此我對文學的未來不悲觀，文學常在悲觀中開出新的花朵。
我也要贖自己的罪，曾經答應過的為受刑人義務演講，及開徒弟班，效法我的老師，能教多老就多老，寫到死在桌上最好，我教不動就要我的學生們教，教室在太母山下，東港溪畔。
體制內的大學會逐漸泡沫化，體制外的教學或自學將逐漸取代，或兼容並包，學園嘛，春秋與希臘時代就有，沒有圍牆，沒有校規，愛來就來，愛去就去。
孔子弟子有七十二賢人，我覺得卑微地不知如何說，教書三十年，掐指算算頂多十來個可以期待的（有些實不敢稱師），賢不賢還有待時間考驗，一個人總要教出一賢人吧。
我們不要跟日本，歐美比，就說拉丁美洲吧，他們的文學爆炸大家大多是二三年級，後爆炸時期的作家大多數出生在1940、1950、1960年代，許多作家在文學爆炸末期就已很活躍了，這跟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大將，後來成為後鄉土中堅作家很像，如陳映真、王拓、葉石濤、宋澤萊……。拉美的何塞·多諾索同時參與了前後兩場文學運動，他的小說《淫穢的夜鳥》（1970），被視作「文學爆炸的經典作品之一」。爆炸時期的主要作家富恩特斯、賈西亞·馬奎斯和巴爾加斯·略薩在爆炸時期結束後還繼續發燒。但後爆炸時期的文學與爆炸時期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以男性大師為主，後者則有女性作家（伊莎貝爾·阿連德、路易莎·巴倫蘇埃拉和艾琳娜·波尼亞托沃斯卡）的出線，我們在鄉土論戰之後也出了幾個四年級重要女作家。再者，更重要的是後爆炸時期的作家反對爆炸時期過於鮮明的菁英主義，產生一種更樸實更易懂的風格並回歸寫實主義。
什麼是菁英主義，大家應該懂，它的對面即是大眾主義，三、四年級作家沒那麼菁英，也不鄙棄大眾，只是太嚴肅了。
寫實主義著重的是歷史與典型人物，我不完全喜歡張三順、李大娘與一塊田一間破房的故事，但寫實主義確實不應該完全放棄。
晚年的米蘭昆德拉提到幽默感，他要的幽默感是拉伯雷似地，連工人也會發笑的故事，這就是要讓大眾的笑與菁英的笑沒有兩樣，現代人喜歡笑，好笑的固然笑，不好笑的也笑，看影片要能發笑，連歌曲也要能笑，重點是他們需要笑來化解高壓，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
奇怪的是米蘭提到歷史，他不是要終結歷史，盡其所能地展現新意嗎？他提的歷史到底是什麼啊︰
偉大的作品只能誕生於他們所屬藝術的歷史中，同時參與這個歷史。只有在歷史中，人們才能抓得住什麼是新的，什麼是重複的，什麼是發明，什麼是模仿。換言之，只有在歷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作為人們得以甄別並珍重的價值而存在。對於藝術來說，我認為沒有比墜落在它的歷史之外更可怕的了，因為它必定是墜落在再也發現不了美學價值的混沌之中。
米蘭昆德拉所講的歷史是新歷史觀，在早期他也是歐洲白人中心的歷史主義者，流放之後，注意到東方與中東，這些過去西方認為是世界邊緣的地方，他提到魯西迪的《魔鬼詩篇》及其他小說，是「小說的熱帶化處理」，也可說是「一種放縱的文化」的表現，也就是說我們要尊重自己所處的歷史與文化特色，以及最切身的處境，文學傳統的可貴且不能斷裂。這讓我想到南方，那塊熱帶的土地。
回想八○年代，哦，令人懷念的爆炸年代，那時沒有文青這個標籤，但文學人多愛馬奎斯、卡爾維諾、聶魯達……，搞運動的愛馬庫色、傅柯…‥，搞劇場的愛葛羅托斯基、亞陶，經濟大好，看報人口數百萬、文學出版有四大、四小，林燿德、黃凡、張大春正要出風頭，文學多元百花齊放，彼時人有更多的不滿，集中在威權體制的壓迫與壓抑，八○年代的文學是一個小高峰，之後慢慢降下來，不，應該說很快，只是大家緊緊抓住那美好的，殊不知凡美好的最短暫。
在這世紀初基化的年代，陽剛的大書寫已不流行，男同的聲音拔高，女性與拉子的聲音相對弱小，異男還在調整聲腔，我覺得很MAN的四年級男性還是要出來，四年級女性作家有不少人已停筆，太早了，他們是不是也被暗夜的「惡聲」嚇壞了？
到底誰要怕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