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紅樓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分享 facebook 五四運動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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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紛紛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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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喚起台灣的「民國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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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也已如九二共識、台灣共識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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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各說各話的標的。到底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今日已無人親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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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由後人選擇性的追溯。五四運動要的不只是德先生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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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受巴黎和會失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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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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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實很偏重國家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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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日後內戰乃至於兩岸分治埋下伏筆。一九一九年,「中國」是什麼國家?問起來,恐怕很多人的答案都不一樣,那時候的中國邊界,根本還沒固定,就算在鐵定屬於中國的地方,政治運作與政治整合,也不見得同步北京。 五四對於國家建造的「啟蒙」,不可忽視的面向亦在於認識這個國家的「陌生區塊」,即對邊疆的重視。一九一九年是個特別的年份,不僅僅是這年秋季西北籌邊使徐樹錚強迫外蒙古撤銷自治、北洋政府第二次冊封第八世哲不尊丹巴活佛;同時,這一年邊疆主管機關蒙藏院(蒙藏委員會的前身)也出版了《蒙藏院調查內蒙沿邊統計報告書》,可謂邊疆調查的新開端,此前只有出版《行政概要》或《統計表》。一九二○、三○年代開始,前仆後繼的學者趕赴全國各地邊疆調查,出版許多重要書籍與刊物,開拓「邊政學」,其中風流人物如吳文藻,即深受五四運動影響。孫文的《實業計畫》也是在「歐戰甫完之夕」開始規畫,一九二一年出版,其中對邊疆建設多有著墨,若說完全不受五四影響,令人不太相信。就這個角度來說,知識分子對邊疆的啟蒙同時也是救亡,毋須二分。以百年尺度回顧五四,可看面向很多,但如誤以為那時的中國,北京、上海的學運,可即時蔓延到迪化、庫倫等城,乃至認為那時國人對中國之界線與異質性有共同認識,也就太誇大當時的國家整合程度。今天回顧五四貢獻,不必聚焦在那時影響了多少人,而更應關注日後各方面發酵,對邊疆的啟蒙,就是值得一提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