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專家學者為台灣經濟把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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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時候會從出口成長動能著手。但若隨著問題本質持續上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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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現直接左右勞動需求的增加、勞工生產力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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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間接推動薪資和消費成長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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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不亞於出口與消費。不幸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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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間投資已連續15年處在停滯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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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本形成年增率從1990～2000年的平均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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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驟降至2001～2010年的1.20%、2011～2015年的0.96%。進一步探究後發現，台灣潛在經濟成長率偏低，與當前民間投資的五大結構性問題密切相關。首先，面臨人才流失的窘況。從WEF的2016年《世界競爭力報告》可知，台灣整體競爭力雖位居15名，但留住及吸引人才的能力分別落在39名、56名，遠差於韓國與中國。在長期缺乏合格與技術勞工的情況下，企業投資意願自然降低，造成相關工作機會更加萎縮，又再加速人才外流，形成惡性循環。其次，以往台灣資本市場活絡，有利企業籌資，加以新創企業繁多，較易創造新市場。一旦創業有成，即可帶動大量的固定投資，形成推動經濟成長的力量，並回饋至資本市場。資料顯示，1988～2002年台灣股市成交量占實質GDP比、上市公司家數平均以17.9%、10.6%速度飆升，平均經濟成長率亦高達6.3%。但2003～2015年經濟成長率放緩至3.9%，上市公司家數增速減慢至2.5%，股市成交量占實質GDP比甚至轉為下跌5.4%，三者的關係從相輔相成轉為相互拖累。第三、委外生產比例高，對本國投資產生排擠。塔西（G. Tassey）的研究指出，先進製造業廠商將生產自本國移往海外時，短期雖有助成本降低，但因研發與生產往往必須在同一地點才有效率，使下一世代的生產技術多在外包地發展，上下游供應鏈與相關投資也多會跟著移往外包地，使本國產業空洞化。長年以來，廠商「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的後遺症，即是如此。目前資通訊產品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已逾九成，導致相關產品占重大投資僅剩下2%。若占重大投資比達41%的電子零組件業，產品移往海外生產比重續提高，後果更不堪設想。第四、研發總量明顯不足。若就研發金額占GDP比來看，2014年台灣雖低於韓國，卻高過美國、中國與歐盟，看似名列前茅。但各國經濟結構不同，且各業別所需的研發投入也有異，較恰當的衡量方法是觀察研發占高技術及科技製造品出口比，若比重高就代表該國的研發能力夠，使相關產業有國際競爭力。遺憾的是，台灣在此項比重遠落後於上述國家。最後，相較於基礎與應用研究型研發較能帶來「市場創造」創新，並帶動大量的固定投資，台灣著力較多的技術發展型研發則偏向「性能」與「效率」創新（其占總研發比2014年達68％），創造固定資本投資與工作機會的能力較少，使台灣研發對投資的帶動效果較差。既然投資如此重要，為何台灣企業「沒察覺」？原因之一即為克里史汀森（C. Christensen）及貝沃（D. Bever）在〈資本家的兩難〉（Capitalist’s Dilemma）一文中所提，企業主管及投資市場仍多抱持資源是有限的，而新技術卻是源源不絕地冒出來的舊觀念，企業經營遂著重以財務比例輔助進行有效率的資源分配，卻未細想如今全球及台灣都處在資金相當充裕的時代，理應打破既有思維，增加對相對稀缺的新技術投資，而不是一味地怕財務比例變差，把資源集中在庫藏股、外包生產或效率創新等回收較快的項目上，導致市場創造創新遭扼殺及實體投資不足的困境。從前述分析可知，投資是經濟活動的氧氣，而台灣長年投資低迷比出口連13個月衰退更須被高度重視，加上其五大結構性問題非一朝一夕能解決，政府應認清結構性沉痾並對症下藥，投資持續不足才是經濟逐漸陷入缺氧狀態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