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兆豐銀行遭美重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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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治理問題成為輿論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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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可視為優化管理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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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金融海嘯至今的低利率時期過久、銀行滿手現金貸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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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及媒合資金供需的金融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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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銀行經營面臨困境、貨幣傳導機制失能，乃至於拖累經濟成長率的問題，亦有迫切解決的必要。台灣的銀行存放比自1997年9月以來即呈現下滑的趨勢，至2008年7月雷曼兄弟倒閉前夕，已從110%降至87%，且因金融海嘯後的銀行資金融通功能惡化加快，2016年7月更跌到72%。若此趨勢持續，將使投資動能日益枯竭，經濟逐漸陷入窒息狀態。有論者指出，或可比照2008年台灣貨幣傳導機制嚴重失能時的作法，即所謂「三挺（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勞工）」政策加以扭轉。誠然，三挺政策確實讓存放比從2009年7月的78%，上揚至2011年8月的81%。惟今時不同往日，當時許多銀行踩到雷曼地雷，潛在虧損一時難以計算，導致市場流動性嚴重吃緊。政府遂推出全額存款保險，加上央行積極降息，才讓貨幣傳導機制恢復正常運作。但近年來銀行獲利屢創新高，資產負債表早已脫離金融海嘯時的緊急狀況，再加上目前企業面臨的是全球景氣不確定性甚大、台灣經濟飽受多重結構性問題打擊等能見度不足的經營環境，即便央行屢屢降息，也難以激發投資動能。因此，在銀行資金供給無虞，但需求不足下，存放比趨勢下滑已非三挺政策所能改變。若進一步來看，台灣資金市場的問題在於保本型及成長型資金供需嚴重失衡。由於金融海嘯後的全球經濟前景難以預測，儲蓄者多傾向將資金停泊在存款等保本型項目，導致保本型資金供給過剩。同理，有一定營運規模的企業亦因對產業前景沒有把握，不敢大舉投資，使訴求為客戶保本的銀行無資金去化之處，銀行存放比自然趨勢下滑。另一方面，行動科技、物聯網、大數據等新創科技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許多新創企業亦多渴望朝此方向發展，卻因缺乏過去營運的基礎，違約率難以評估，不易取得訴求保本的銀行授信。保守的儲蓄者亦會避免將資金投入這類可能會血本無歸的股權投資，皆使成長型的資金供給不足，並出現投資資金多流入間接金融，使新創公司難獲挹注的現象。為此，金管會倡議銀行籌設天使基金，或推動夾層融資，好將保本型資金引導入成長型資金，並融通可能引領台灣經濟轉型的新創產業。此一建議的出發點雖正確，作法並不恰當。畢竟，銀行將資金投入風險難以有效評估的天使基金或夾層融資，有違管理風險並保障客戶儲蓄的天職。若從其獲利撥出一定比例投入，亦恐規模不大而效果受限，且未必符合股東的權益。所以，較恰當的做法應是政府扮演搭橋的角色，橋接保本型與成長型資金池。也就是說，政府可強化既有的中小企業信用保險基金機制，對有發展潛力的新創企業貸款進行擔保。在調高保證成數至九成構想之外，更應改變現行信保基金過於偏向製造業、營建業等審貸條件的設計，例如依業別特殊性酌情調整資本性及週轉性支出的保證額度，跳脫傳統銀行擔保品放款的窠臼，並放寬營運條件的要求。同時，考量到許多新創企業是沒有前例的新商業模式，是以未來信保基金的運作除了要有深諳財務分析者外，還必須配置許多總體經濟趨勢及專業的產業分析人才。近年來銀行業者為滿足關鍵績效指標（KPI）要求而追逐無助經濟發展的高風險業務，或正是既有的金融中介職能不彰所致。倘若政府能有效引導銀行重返推動經濟發展的角色，即可大幅改善金融業的經營困境，景氣加溫亦將有水到渠成之機，又何來民怨高漲，街頭破悶之聲頻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