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私募股權基金在國際金融市場中扮演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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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獨特運作模式也提升不少中大型企業的管理績效。但是我國政策與法律一向接受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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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國際評比敬陪末座。究竟我國是拒絕追逐流俗或是怠於與時俱進？值得探討。私募股權（Private equity）是一種投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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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私募業者（如KKR）募集基金並投資於非上市（或擬下市）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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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透過一段期間（如七至十年）改善業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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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上市或轉售方式獲利退場。它的資金主要來自機構投資人（如保險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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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一般投資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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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多以私募股權基金稱之。由於非上市公司得免於短期業績（如股價）波動壓力，私募業者藉著高財務槓桿及專注經營，期望使被投資企業起死回生。 私募基金1930年代出現於美國，是一種高度市場化投資模式，參與者靈活運用契約與組織（特別是好聚好散的有限合夥），政府僅施以低度管制，但提供資本利得租稅優惠，乃成為有效改進公司治理的另類模式。不可否認，此模式對市場、公司與投資人會產生不小衝擊，因此早期歐洲各國多以「禿鷹」視之，避之唯恐不及。但鑑於它能提升經營效益，目前各國多已立法將其正規化。我國市場偶爾出現境外私募業者發動的投資案，如最近KKR擬併購榮化，此外為整頓經營不善的國內銀行，主管機關也曾鼓勵國外私募業者拔刀相助，但是整體而言，國際投資案件並不多見。這方面韓國是有趣對比，1990年代亞洲金融風暴後，許多韓國企業遭國際私募基金併購，政府檢討後認為肥水不宜落外人田，因此勵精圖治，於2004年立法規範以扶植本土私募產業，至今不但營運家數多，基金規模早已逾200億美元。反觀我國境內私募業，目前少數業者規模均小，且多化身創投經營，屬於妾身未明狀態。由於法規不完整、政策不明確、與觀念不開通，產業自然無法成長茁壯。最近主管機關刻意創新，開放投信業者參與私募股權基金業務，乍看之「投信」「私募」兩者似相輔相成，實則一屬證券投資，另一為企業整頓，鼓勵雞兔同籠，其實相當突兀。此舉雖可為保險資金提供投資管道，並擴張傳統金融業的版圖，甚至為開放私募業務帶來安全感，但卻失之偏頗，允宜全盤考量。建構我國私募法制的政策正當性為何？從需求面來看，國內某些中大型公司的經營績效仍有改進空間，健全的私募業可督促它們改善公司治理，甚至取代經營。此外目前不少家族企業面臨接班傳承課題，甚為迫切，私募基金模式也可提供另類解決方案。再從基金供給面來看，我國儲蓄率高資金供給充足，也具備發展私募模式的良好條件。綜上所論，我國政府宜參考其他國家的成功模式與可行經驗，建構我國私募股權基金法制。例如，僅管此制在美國多仰賴契約化安排，但韓國於移植時考量國情不同，乃以某些強制規範（如資訊透明）取代，以保障基金提供者的利益，值得效法。但是韓國法制亦有缺點，就是規定細瑣以致喪失彈性（如針對募資約款課以僵化規定），因此允宜於寬嚴之間求取平衡。至盼政府順應世界潮流，揭開私募股權基金的幽暗面紗，建構合宜的法規環境，以提升我國金融市場與企業經營的品質。（作者是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