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遺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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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又有大埔事件當事人張森文溺死。不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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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有道義上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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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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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援助的台灣農民陣線也當負責。
大埔事件至今仍無法獲得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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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兩位當事者的不幸，更凸顯此事的「結」。與此相較，洪仲丘案同樣隕落一條人命，但獲得一定程度的「解」。不禁得問，大埔事件和洪案，同樣都有顢頇的政客、令人同情的犧牲者、正義的大旗，為什麼激起的鎂光燈和民眾目光，卻不合比例地不對稱？筆者認為，這恐怕是橫亙在新舊社運方式的差異。
一般大眾從不作為的同情，轉向作為的實際行動，需要很高的道德門檻。
新社會運動強調的理性與和平原則，使得不作為的外人，願意跨越作為的那條線，向政府表達人民意見；然而，舊社運則強調激情、肢體衝突等方式，用能激起民眾關注的極端手段，但往往僅能吸引民眾報以同情表態，而非實際參與。
台灣農村陣線日前提出的四點訴求，皆屬合情合理，但大埔聲援者十九日闖總統官邸之際，以外部強制性方法挑戰制度，或許是民眾卻步的原因。亦即，目的正義，是否代表追求正義的手段可以「不正義」？
扛下討公道的社運分子，若不正視本身缺陷，對大埔家屬也非無責。從來不乏關注社會的人，但是，此刻關注社會的人應該重新思考，關心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