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大師與首屆真善美新聞獎得獎者合影。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分享 facebook 佛光山星雲大師於二○○九年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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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媒體主管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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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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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台灣當時的情況和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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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懷憂慮。他宣布設立真善美新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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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成為「台灣的普立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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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新聞界一些幫助和激勵。大師感性的說：「現在能救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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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有媒體了」。真善美新聞獎初衷：救台灣真善美新聞獎贈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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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參加好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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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致詞時，都不忘叮嚀新聞界要救台灣，譬如在二○一四年十二月七日第六屆贈獎典禮中，大師表示，目前台灣黨派鬥爭，社會撕裂，「面對政治失望的時刻，媒體救台灣非常重要」。 舉出以上這些場合和事例，都可見到，大師念念不忘救台灣。他也很清楚的說明，他創設真善美新聞獎的目的，就在激勵和幫助媒體去救台灣。現在，新聞獎運作前後已有十年，我們不妨回顧和檢討一下：大師希望媒體救台灣的這個目標，達到了嗎？能達到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作三點討論：第一、媒體有救國的責任嗎？第二、台灣現在需要媒體去救它了嗎？第三、媒體有救台灣的能力嗎？先談媒體救國。媒體最早期的表現形式是報紙，那時還沒有廣播和電視。報紙原始的目的本來只是傳遞消息，但因為各種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因素的影響，報紙逐漸轉變了性格，它制衡政府和護衛言論自由的特有的功能，一天比一天顯著，也一天比一天受到社會的重視和期許。美國報業先賢史東（I. F. Stone）曾有一句名言，他說：「天下沒有不說謊的政客和政府」。這句話現在大家都耳熟能詳，當年可是暮鼓晨鐘。政府說謊，怕新聞界揭露，要管制媒體的消息和言論，新聞界與之對抗，以避免政治的腐化墮落，使社會能正常發展，人民生活幸福。儘管那時的新聞界沒有標榜救國家，但這樣做，不就是救國家嗎？而在中國，媒體救國，更是歷史的傳統。清末民初，孫中山辦「民報」，梁啟超辦「新民叢報」，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等人參加「蘇報」筆政，都在「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他們分頭努力，或從建國而救國，或從新民而救國，或從啟迪文化思想而救國。總之，目標都在救國家。到了抗戰前後，報紙更是無不以國家的存亡為念，最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當然是「大公報」。還有的報人，譬如龔德柏，乾脆為自己報紙取名為「救國日報」。可見當時新聞界報國、救國的熱忱。所以在中國報業史上，報紙，今天擴大範圍來講，就是媒體，內心或多或少都有救國的使命感。我們今天談媒體救國，一點也不必覺得難為情。這裡所說的國家，指的是人民、土地、文化和同胞感情，不是指的政府。絕不影響媒體獨立自由的精神。那麼，我們就要問：現在台灣有生存的危機嗎？需要媒體去救嗎？老實說，自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從大陸遷來台灣之後，中華民國就有生存的危機。只是「其來有自，於今為烈」而已！所謂「烈」，「烈」在哪裡？第一、我們在國際上更孤立，生存的空間愈來愈狹窄，呼吸愈來愈困難。第二、國家沒有奮鬥目標，人民在統獨糾葛之間，精神已經耗弱，在「小確幸」的口號下，喪失了志氣。第三、台灣「亞洲四小龍」的地位早已消失，「台灣經驗」只是歷史名詞，人民的生活已感到匱乏，尤其是青年人，成群結伴的出走，有人形容這是「跳船」，因為他們覺得台灣這條船已經不安全了。如果以上的說明，都還有事實根據，不是危言聳聽，那麼我們可以推論，台灣未來必有更多的艱難險阻，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媒體怎能袖手旁觀？那麼，我們就要進入第三個問題：媒體有能力救台灣嗎？民主國家，以選舉更換領導人。剛辭世不久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教授，曾有一句很沉痛也很透徹的話，他說：「別的國家選舉，只在更換一個政府，台灣的選舉，卻要更換一個國家。」我們不論這個國家現在叫中華民國，或是未來換任何一個名字，都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所以我們只來談談，救台灣這個島。媒體之責在監督政府媒體監督政府，使政府不做錯事、壞事，就能使國家正常發展繁榮。那麼，政府最容易做的錯事和壞事是什麼呢？毫無疑問的，一是專權，一是貪汙。在制衡政府不專權和不貪汙這兩件事情上，台灣媒體有過輝煌的紀錄。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倉皇渡海來台，風聲鶴唳，對媒體控制極嚴，有戒嚴令，有出版法，有警總和文工會，又有雷震案以殺雞儆猴。但是媒體不屈服，可是也不蠻幹，「義正而詞婉」，以民意為後盾，與當道者長期周旋，最後，終於得到解嚴、開放黨禁和報禁，並且以政黨輪替，達到消除政府專權的最高目標。至於在防制貪汙上，前總統陳水扁駭人的貪腐，若無媒體的揭發與批判，恐怕就沒有百萬紅衫軍的歷史盛事。陳水扁受到法律制裁，與尼克森去職可相提並論。台灣媒體的表現，不必妄自菲薄，亦可與國外同業一樣，有自己的歷史地位。但是，台灣媒體卻為德不卒，在完成台灣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之後，卻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走入一個深沉的陷阱之中。原因就是意識形態，也就是所謂的統獨之爭，當大家選邊表態的時候，媒體的精神和功能就逐漸喪失了。現在看看這些例子：我們說「真理愈辯愈明」」，但媒體各有堅持，很少人願意從善如流，所以雖然發言盈庭，似乎去真理卻愈來愈遠。無所懼易 無所私難紐約時報標榜他們自己，公正處理新聞，無所懼，亦無所私。這應該是舉世媒體的通則，但是今天台灣的新聞界，無所懼也許相對容易，無所私就非常的難了。大公報張季鸞申述自己的言論守則：苟有主張，悉出誠意；錯謬定多，欺罔幸免。今天台灣媒體的言論，「悉出誠意」而又「欺罔幸免」的，有幾人幾家？胡適當年辦「新青年」和「獨立評論」等刊物，曾寫詩以「烏鴉」來譬喻自己：「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但是請聽聽今天台灣的新聞界，很多時候，不都是一片呢喃之聲嗎？鄭板橋在外面做官，寫信回家告誡他弟弟們說：「風俗偷則不同為惡」。意思就是，別人做壞事，你們不要也跟著去做。這在台灣的新聞界就很難了，因為別人跟著去做壞事，就可以得到政治的、經濟的利益，我不跟著做，豈不太吃虧了？美國總統詹森曾擔任過參議員，他說，在參院投票表決法案時，他考慮的順序是這樣的：我是一個自由人，我是一個美國公民，我是一個參議員，我是一個民主黨黨員。今天，我們新聞界人士，有幾人能把自由人和國家這些理念，放在媒體和個人利益之上？媒體自由卻無序媒體曾經為台灣爭取到民主，但是沒有護衛民主，甚至因為放縱了意識形態，使台灣變成了一個民粹社會。媒體也曾為台灣爭取到自由，但媒體也帶頭破壞了社會規範。自由而無秩序，自由就岌岌可危了。說到這裡，也許我們就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目前這樣的心態、和這樣作風的媒體，要救台灣，還需要很多努力。努力的方向是什麼？依我的淺見，至少應有四點：第一，使台灣不再混亂。當社會擾攘不安時，媒體要發揮理性的力量，先使大家安靜鎮定下來，然後才能思考與討論問題。若媒體推波助瀾，火上加油，使民情常處於沸騰狀態，那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不是有活力，而是群體的焦慮與盲動，是不會有好結果的。第二，不要使社會對立、撕裂。一個團結的台灣，還很難應付今天複雜變幻的世局，何況大家不能休戚與共的站在一起？第三，努力協助政府和企業界，重振台灣的經濟發展，讓人民有較好的生活，有安全感，然後才能恢復對國家的信心。第四，不要慫恿或誘導台灣走向戰爭，否則生靈塗炭，萬劫不復，這是媒體在道德上、在社會責任上，最後一道防線。將來歷史怎樣評斷今天台灣的媒體，戰爭與和平將是放在第一位的指標。媒體救國 不能或不為媒體救國，不是我們今天才談，很早就有人談過了。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想邀請胡適出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院長。他怕胡適不答應，特別請胡適最器重的學生傅斯年去作說客。傅斯年不僅沒有替蔣主席美言，反而勸他的老師不要去，他說：「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可見，在這些公共知識分子的眼裡，辦報是比組黨、從政更能救國家的。我們談這段歷史故事，儘管有些時空倒置，心中仍不免感嘆：我們很難再找到像胡適和傅斯年這種人了，恐怕也很難再找到他們理想中的那種報紙、那種媒體了。期盼媒體能救台灣的人，應不僅是星雲大師一人而已。很多人，尤其是知識界的人，大概期望更為殷切。但媒體能做到嗎？這使我們想到清代文學家彭端淑一篇文章中的幾句話，他說：「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媒體能否救台灣？國人恐怕難免要質問我們新聞界：是不能也？還是不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