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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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人看到路肩的丁字路口警示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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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時間決定後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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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往左與往右的選擇多半無關安全。但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丁字路口」（T junction）卻是繁榮與崩潰的戲劇化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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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屢見不鮮的「行動慣性」（active iner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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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促使全球經濟遭遇恆久低成長的災難。回顧這條始於2008年的丁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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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次貸風暴破滅引發全球系統性風險的骨牌效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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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成為拯救經濟的唯一救世主。面對當時處在「熔毀」（meltdown）邊緣的全球金融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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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沒時間細想未來需要怎樣的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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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極短時間內決定上兆美元的交易，讓金融市場不再經歷一次腥風血雨。轉眼近十年過去，為因應危機時期促成的非傳統性貨幣政策，卻變成慣常的政策工具，程度與複雜度甚至比當時還大。時至2010~2012年，全球經濟體系雖緩步走出危機，卻又陷入IMF總裁拉加德所述低成長、低物價、高債務及高失業率等「二低二高」的異象。同時，美國國會兩黨陷入嚴重對峙，爆發財政懸崖等鬧劇，歐洲又爆發歐債危機，癱瘓歐盟議事。於是，在欠缺有為政府，經濟復甦型態又非過往「常態」下，主要央行只好硬著頭皮讓難以掌握的非傳統貨幣政策持續下去。正如鎮定劑吃久了，身體會產生依賴性一般。2013~2016年政策制定者對超寬鬆貨幣政策的態度，從「不安與不得不」慢慢的轉變為「適應」。畢竟，超寬鬆貨幣政策營造了一個成長率雖低，波動卻相當小的經濟新常態。2016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的五年移動標準差僅有0.13%，是有紀錄以來最低。問題是這種低成長但穩定的新常態將行至盡頭，主要是經濟活動仍受到政治與社會層面的諸多影響。尤其是超寬鬆貨幣政策讓資產價格與經濟基本面持續脫鉤、扭曲資源配置效率、深化所得、財富及機會上的不均現象，讓社會累積龐大的「反建制」能量，以及非傳統的政治運動，也加深了地緣政治衝突。而2016年英國確定脫歐、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便如丁字路口的警示牌，警告各界全球低成長與穩定的經濟狀態即將走到盡頭，且將面臨繁榮與崩潰的「新新常態」抉擇。不過，即使繁榮的方向選擇無疑義，政策制定者應推出兼顧長期公平的包容性成長架構，並引導全球經濟戒除債癮、修復失能的政治體系。但全球經濟要避開陷入極端的民粹主義及保護主義坐大，損及經濟效率性與金融穩定的崩潰困境，仍多所不易。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尼曼（D. Kahneman）對人類大腦運作方式的闡釋可知，為快速提升決策效率，政策制定者習於依賴反射性直覺思考系統的「快思」，而較少使用按部就班理性思考系統的「慢想」。例如遇到物價低、經濟成長低，就推出寬鬆的財政與貨幣政策；遇到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就進行「紓困」；遇到外來移民搶走工作機會或造成低薪問題，就加強邊境管制限制移民；遇到工作機會被貿易競爭對手國搶走，就大推貿易保護主義。麻煩的是，政策制定者賴以「快思」的基礎，大多來自金融海嘯前的學習與工作經驗。但海嘯後的經濟系統丕變，若繼續以「快思」做決策，很可能陷入偏見行事的「行動慣性陷阱」中。而過去一年各種反建制與民粹主義的興起，讓政策制定者痛定思痛的要做出改變，卻因欠缺經過審慎分析後的「慢想」，易使政策間缺乏一致性，加大丁字路口抉擇的危機。為了避免走向崩潰的「新新常態」，政策制定者急需進行觀念校正，在依循經驗提出政策提議前，先想想該政策所對應的經濟條件是否已發生根本性改變，亦即做決策時必須結合「快思」與「慢想」，才有辦法在金融海嘯後患與政府失能的大霧中，找到適當的政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