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抵近不變或永恆的文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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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大概是世上開會最多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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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利有弊。利於作家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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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犬儒主義失去覺察力。此外,中國作家還先天地處於一種文化悖論中。
悖論之一,需要描寫的環境、人事都以箭的速度在改變,但我們的文化環境卻教作家們,應該永遠遵從歐洲19世紀的寫實文學法則,對任何偏離寫實和自然主義的寫法,都懷著一種脫靶的恐懼,企圖以寫實的不變,應對時代和意識的萬變。
悖論之二,我們心理上有一種奇怪的鴕鳥策略,為了證明傳統寫實的合法性,「民族性」被提出來,作為抵擋20世紀國際文學思潮的防護罩或防盜門,彷彿民族性是一切不變的源泉和深層理由,而我們據此以為,我們可以成為國際文學思潮中的例外。上述想法的推力,我想主要來自整體文化環境的驚人保守,和對「民族性」進行的微不足道的思考。比如,把民族性視為固化的大山,其實是脫離史實的思考或想像。因為中國的古代傳統,幾乎就像一個百貨架,我們幾乎可以找到所有想要的東西,包括正反兩面的東西,以支持完全相反的觀點。我們既有開放、色情的傳統,也有保守、貞潔的傳統,既有開明、民主的傳統,也有狹隘、專制的傳統。所以,什麼是民族性,其實仰賴於我們在當代進行的選擇,民族性絕不是固化的石頭,而是隨我們意願成形的水。
幾乎人人都知道文學中的變,是為了抵近能夠穿越時代的不變。這些不變無非就是美、人性和普世價值。看起來這些都是死的常識,但要想在當代接近它們卻相當困難。原因是當代保守的主流文化,會通過自我膨脹,演繹出一套邏輯,讓我們喪失覺察力。比如,官場小說迷戀於潛規則的運行,最後正義的勝利依靠的依舊是權勢,小說最終讚美的是,更大的權力有更大的正義。再比如,《狼圖騰》受到讀者歡迎時,我們少有人能覺察到它的不對勁——對法西斯主義的宣揚。這些當然在翻譯過程中,已被西方的英文譯者揚棄(據說德文本保留了原貌)。這些都是對普世價值的踐踏或背叛。我是想說,當代主流文化的保守態勢,已給文學預留下了許多陷阱,不管我們是一廂情願或無意中踩上它們。
當然,中國歷史上曾經的主流文化到後世變成邊緣文化的例子很多,比如,魏晉時代的詩歌主流玄言詩,到後世都幾近成為死物,那麼多的玄言詩大師,到後世都湮沒無聞。初唐詩的那些口語大師們,現在能被我們納入法眼的,寥寥無幾。恰恰是當年走羊腸小徑的陶淵明,那種受到主流玄言詩排擠的抒情詩,靠著對永恆之美之情趣的抵近,令我們至今不覺得遙遠。這樣看來,任何一個有抱負的作家,都應該對集體或主流的作業方式有所警惕,這就好比是一群人爬山,他們往往會從同一條道兒上山,若是各爬各的,山上就會出現許多不同的登山道兒。各爬各的道兒才是文學穿越時代的正途。所以,真正抵近不變或永恆的文學之路,絕不會是眾人走的康莊大路,而是個人走的羊腸小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