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為了與舊金山市長以及當地團體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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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踏上這座在專研創意城市的社會學家Richard Florida眼中全美排名第一的創意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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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抵達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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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難想像這個曾經光芒萬丈的魅力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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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也增添了幾許落寞蕭颯。
從下飛機的那一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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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處處瀰散著草木皆兵的反恐肅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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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出了機場，明媚海灣與城市風光裡，看似景物依舊，但依稀流露「酒香似猶在，故人事已非」的跡象。果不其然，在與當地社團的交流中，除了討論慘澹景氣，俱是對政府作為的失望、對華爾街的憤慨，對槍枝泛濫、人身安全、教育體制、貧富差距等等切身問題的徬徨不滿。一切聽在耳裡，覺得甚是熟悉，一萬多公里以外的台灣，也許沒有槍枝與反恐，卻有不可勝數的貪官汙吏與恐龍法官，以至於我們對於政府、財團、治安、政經大環境的負面情緒，比起美國人來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個國家賴以安定繁榮的社會信任，我清楚看見它在美國與台灣這兩個地方，正逐漸崩解中。所謂社會信任的定義，是個人願意信任自身家庭以外的陌生社會成員，包含路人、鄰居、學校、媒體、司法與政府機關，信任度高的國家，其人民得以節省並享受各種原本會消耗在法律、官僚與財務上的直接與間接成本；反之，社會信任江河日下的國家，社會成本也節節高升。如同台灣遭遇的困境，在缺乏社會信任的基礎下，公民素質被意識形態完全挾持，幾乎所有的改革擘畫都在盲目的顏色對立裡淪為徒勞；美國地大物博，或許承擔得起社會信任對國家資本的折損，但身處蕞爾的我們，卻沒有同樣的餘裕繼續坐視社會信任的流失。
這也是為什麼不少國際經濟相關的組織或媒體，例如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與經濟學人雜誌，都對社會信任度高於世界水平的北歐模式特別感到興趣。因為證據顯示，他們近年來在政治與經濟上的穩健表現，皆是受惠於此；而斯堪地那維亞以外，同屬小國寡民的新加坡與荷蘭，也是立基於高強度的社會信任，才創造出高強度的興旺活力。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文化與資源條件，無法借本照抄另一個國家的成功經驗，但無論是堅持治亂世用重典的新加坡，還是一百年來沒有執行過極刑的瑞典，他們構築社會信任的方式其實殊途同歸，也和中國儒家禮運大同篇的描述不謀而合，均是藉由理性務實的公民與透明廉能的執法，孕育出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社會氛圍，勤力追求各得其所、謀閉不興的理想人間。
然而以目前台灣政治生態，達成廉能政府與透明執法的願景，應該比不上社會信任瓦解的速度，而身為社會一員的你我，其實無須外求，大可從培養自己成為一名理性務實的公民開始。既然我們不能相信其他社會成員，不妨由「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做起，在工作與生活中，做一個值得他人信賴的社會成員，不再盲從政黨或是媒體，願意放下成見與投入心力去了解那些攸關台灣前程的現行政策與替代方案，更積極糾舉與抵制所有貪腐官員、恐龍法官、還有某些為一己私利、慣於將國家大事一概愚民綜藝化的名嘴與政客。
這就是社會信任的起點，從每一個理性務實的公民開始，一步一步地，我們也有機會創造一個屬於台灣模式的大同未來。
（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理事長），